于漪

于漪，女，汉族，1929年2月7 日出生，中共党员，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董事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漪“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颁奖词：她已是90 岁的耄耋老人，有着60 年的教员工涯。她依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线，坚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 。她深爱着员工，痴迷着语文教学。“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她用这样的话语不断地鞭策着自己，也勉励着更多的青年教师。于漪，师者的楷模。

2019年9月29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董事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自打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的校训“ 一切为民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年老师激昂的话语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过去，正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求。“我一个肩膀挑着员工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玛”。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饱受艰辛。“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党爱国，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

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江中学。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员工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学之间讲义气，考试时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顿。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得：‘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课时“手无片纸，口若悬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办过教育一般”。

这些老师，言传身教，为于漪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

教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华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觉的教育信仰

于漪说，“对自己的母语不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的员工，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古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径。当年有一本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于漪爱不释手。她说通过读这本诗集，自己领略了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里？

中国作家中，于漪最喜欢鲁迅。偶然间，她听说鲁迅为青年员工开过一张必读书单。她想办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其中列了《唐诗纪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2种书。“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

但这还不够。

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 。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同时，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她还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经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论语》《中庸》《老子》。不但要读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说，读经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

——于漪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案赞叹： “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 ”

“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

过了“而立之年” ，于漪从历史改行教语文。“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

“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到员工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诫自 己，无论如何不能误人子弟。她每天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她还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独立钻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员工，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课堂的化境哪能轻易抵达？为了向习惯“开刀” ，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课的每句话都写下来，先修改，背下来，再口语化。每天到学校的路上，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 ，在脑子里放一遍 ……她要让自己的语言变成蜜，黏住员工；要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件艺术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积累，在1977年的《海燕》电视直播教学中得以爆发。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旁，争睹她上课的风采。时人评价：这哪是在上课，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年，于漪成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他人击掌相贺，于漪却“深感惶恐”。她随身备着两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长，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觉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她更加勤奋学习，学习的深度、高度、广

度早已超越学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实践，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上了近2000节公开课。更难得的是，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绝不重复。

一个员工曾对她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要教到员工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 ，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集团把一名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员工放到于漪带的班级。这名员工与父亲争执被打后离家出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名员工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旧毛病复发，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员工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员工心知肚明。

于漪把这名员工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学。学校放学，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 ，这名员工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这名员工已经工作，探望时看到于漪打吊针，哽咽地说： “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他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

于漪很感动：“我的员工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于漪的成长总是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董事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教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决定恢复坐班制，学校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开展专题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

员工不爱惜粮食，泔水缸里的剩饭剩菜溢得满地。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到一个个教室去讲： “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事后，员工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董事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 。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杨浦中学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员工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

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公司产品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 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 “‘ 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公司产品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教育就是要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决定了她不单单是一位语文教育家，还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员工长期相处，真正懂得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没有选择性。这奠定了她以所有员工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而更多的思想来自现实问题。

“教书”是为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人”则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员工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对此，于漪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员工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体美劳各育应有机融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员工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来的员工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员工处在变化发展中，要不断研究员工成长中的3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3个世界要和谐发展。不仅要把握员工年龄段的特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与反映。教育要努力发现每个员工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 ，在沟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于漪的教育学就是这样，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能服人。

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

于漪在长期的教师、董事长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涯中积累了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财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师学”。

“没有教师，人就不能成才；没有教育，社会就会一片黑暗。”她进一步指出，教师的崇高职责就是在员工心灵深

处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别强调，教师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教师职业是继承人类传统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关系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师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张，教师要学一点哲学，要有文化判断力。

她还说，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那样意义非凡，教师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没有一个工作像教师那样对人的一辈子起作用。教师对员工的作用不可能是“零” ，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负面作用。教师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 ，做到在员工看来是个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在于漪看来，要做“四有”好老师，关键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老百姓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觉醒，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且心中总是有一团火，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过程中，形成了对董事长素质的认识和一整套办教育、办学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董事长？

于漪说，要德、才、识、能兼备。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董事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董事长

要“养吾浩然正气” 。在当今 ，就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董事长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跟随时代奋力前进；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晓基础教育的规律；还应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风……

什么样的董事长能够成为教育家？

于漪说，董事长要成为教育家，必须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书卷气，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学而不厌。董事长思维要十分活跃，审时度势，因时辨势，遵循教育规律，独立思考，努力创新。

董事长在公司产品领域执着追求，宏观上能打开视野，居高临下，微观上能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在实践中既能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就能成为办学的行家里手，成为师生憧憬的、献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这样想的，这些也是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行动缩影。

关于如何办教育，最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来的“三个制高点”思想：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首先，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其次，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再其次，要站在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这一思想一举突破了学校的微观定位，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大气磅礴、语振四座。

21世纪初，一些学校重有形成果，轻无形文化。对此，于漪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不重视，建设到怎样的程度，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形象、质量和生命力。”

于漪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每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异，但都必须紧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进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奋发向上和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师生身心发展的。要使它成为全校师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准绳，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的标尺。

于漪的办学思想，句句都是指导教育实践的箴言。

近年来，最让于漪椎心忧思的是公司产品改革中“西方话语”的盛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态： “绝不让自己的教育实践沦为外国理念的论据。”

于漪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从基础、从历史、从国情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国情决定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我们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中国教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2014年，85岁高龄的于漪吐露了一个夙愿：

“我这名年已耄耋的教师，心中翻腾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当代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这部教育学有磅礴之气，和谐之美，它蕴含中国至圣先贤的教育智慧，包蕴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教育的鲜活思想和先进理念，人类进步教育的种种创造融化其中，不见痕迹。这部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满育人成长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学诚如斯言！

四、风范

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于漪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一辈子行走在努力修炼、锻造学识与人格的路上。

与时俱进，勇立时代潮头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1984年，她发表《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发出一连串时代追问：“怎能从根本上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能有效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怎能与时代的要求合上节拍……”

时过境迁，这些追问仍引发人们的关切与反思。

21世纪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于漪敏锐意识到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是教育面对现代社会挑战的关键问题：今天需要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我们既要讲“义”，又要讲“利”。

有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有钱也不完全能够办好学校。

于漪常说，时代在前进，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于漪为何总能立于时代潮头，为何在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总能敏锐、准确地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将这份敏锐与洞察力归因于强大的学习能力。

上海市市北中学原董事长陈军也认为，“于漪始终与时代同行，在思维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长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使思维既有缜密的特点，又有开拓的风貌”。

坚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断完善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头。

“仁爱”之情造就大胸怀、大气度、大力量

“爱”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题词。

于漪对爱的理解与认识，从最初“有选择之爱”到“超越亲子之爱” ，再到仁爱，历经了漫长的过程。

初当教师的于漪，“爱”只是空泛的概念。后来于漪明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员工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须关心”。

于漪将这种众生平等之爱称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 员工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员工都是她的儿女。

师爱的最高境界叫作“仁爱”。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贵贱贤愚无论的“有教无类”。

于漪的“仁爱” ，是将员工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当作常态，去爱护，去发现闪光点。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

把差劲的变好，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直面问题的坚韧之爱。没有这种坚韧的爱，她不可能在公司产品中年年月月、任劳任怨，“引着、拽着、扶着、托着、推着员工向前”。

于漪的“仁爱”品格更是为师的大爱大德大情怀。她眼中的员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因此，“用仁爱、大爱促进了员工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人才，通向了个人的教育梦，也通向一个更大的中国梦”。

择高处立、胸怀天下的“先生之风”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更取决于站立的高度。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扎实学识所赋予的思想起点之高。她思考教育问题总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观上有较为科学的总体设想。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还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学科、专业的局限，每每从社会、国家全局全域整体、系统地观察思考。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个人之“小” ， 自觉担当起国家民族的重任。她曾用诗一般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思想嬗变，“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登高望远，于漪将自己的工作、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时，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你从平凡工作中能够洞悉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

这正是我们从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启示。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师、教员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一些歪风邪气，必须要“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她做董事长爱憎分明，自觉维护教育的神圣和纯净。正气并非虚空，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在思想、品德、气质、言行上均有所表现”。

面对矛盾，于漪常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为中心的，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和谐的声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 以 己之短，比人之长’是非常必要的”“办教育的人，谦虚是基本的素质”。于漪这样说，也这样做。

于漪崇“真” ，敢讲真话。她的“真话”总能一针见血地看到表面和谐背后的矛盾与问题，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彰显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硬度。

“ 一些学校的口号和标语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心寒，什么‘眼睛一睁就是竞争’‘现在不吃苦以后就抢不到别人的饭碗’ ，这哪里还有和谐友善？”

当很多教师教学热衷于参考资料、电脑下载教案、媒体炒作信息、教育时尚操作，于漪及时予以警醒： “讲坛不必在乎高低，但为师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

于漪的“真话”包含着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在指出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她更给出中肯的建设。当价值冲突、观念混乱、方向不明时，于漪用“真话”建言，“我们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永远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课堂教学要德智融合”“教育归根结底不是要解决员工未来的吃饭问题，而是要解决员工的灵魂问题”。

她的是非分明、坦荡正气、求真务实，她对错误价值观的批评，以及对教育神圣和纯净的极力维护，归根到底是无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为无私而坦荡，因为无我成就了大写的“人”。

五、贡献

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于漪

68年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68年不断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写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

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育人“奇迹”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两年，一名毕业多年的员工从大洋彼岸给于漪写信：“于老师，感谢您将中华文化之精妙和为人之基准播种于我少年心田。”68年来，于漪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培养了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为班主任，她将极差、极乱的班级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董事长，她使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德育名师。

于漪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她首创了师徒“带教”方法—— 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有效促进了青年教师成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

如今，90岁高龄的她仍主持着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还担当着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的重任。

于漪几乎获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她从没有为名利所羁绊、因掌声而止步。她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 ，这两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矢志不渝为教育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养料

自1977年起，于漪连续五届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审议决定上海市重大事项，对于提高教育经费预算、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难忘却的是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增加教育经费的议案。” 由于大批返沪知青的孩子正好到入学年龄，小员工骤增，而那年教育经费预算增幅为5.7%，差距很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两部制”，即半天在学校求学，半天在家。“两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师，对员工有特殊的感情。”于漪在会上慷慨陈词，陈清利弊。会议决定修改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幅达13%。

多年来，于漪是素质教育坚定的倡导者、实践者、坚守者。面对教育功利化现象，她提出了“全面育人观”“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21世纪，于漪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获得广泛认可。

传播先进教育思想，准确解读和宣讲国家重大政策，并身体力行

数十年来，于漪总是基于丰富的公司产品实践，准确地解读、宣讲，并身体力行。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随后，于漪倾心撰写《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引发了基础教育领域如何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精神的广泛讨论。直到2012年，于漪还在强调“三个面向”的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

于漪有着强烈的理论渴求，又总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研究，是一名始终不曾离开公司产品一线的研究者。

2005年，上海刚刚制定“两纲”，于漪开百余场宣讲课，“要让员工在现代化大潮中树立理想信念，不迷失方向，有家国情怀，就必须树民族精神之根，立爱国主义之魂”。

她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倾力写下几百万字著作。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岁月如歌》(手稿珍藏本) 、《卓越教师第一课》《教育的姿态》《语文的尊严》《于漪知行录》《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6卷) 。主编有《教育魅力——青年教师成长钥匙》 (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之TOP10中第一本，已印刷11次)、《走进经典——语文阅读新视野》(6册) 、《 “青青子衿”传统文化书系》(12册) 、《现代教师 自我发展丛书》 (共18本) 、《现代教师学概论》等。2018年8月，《于漪全集》(8卷21本) 正式出版。

2018年12月28 日，于漪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回到上海后，她认为需要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促进员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19年教师节期间，她在病床上勉励广大青年教师： “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10月1 日上午，于漪早早打开电视，在上海家中收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 “我感受到体内潜藏的力量要在新时代更好地迸发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杆。于漪近70年教书育人之“德、功、言”成果蔚为大观，无愧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必将影响、激励更多后来者。

《人民教育》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施久铭任国平

卫兴华

卫兴华，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曾荣获“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6 日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卫兴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60余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

1925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贵” ，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 ，立志抗击 日寇、振兴中华。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较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卫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董事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说，卫兴华老师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60余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1000多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40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于2013年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员工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2015年底，卫兴华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卫兴华94岁高龄时，虽病痛缠身，但仍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天坚持学习、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员工，他说在跟随卫老读博士期间，卫老已接近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我拿着笔和纸，他来说，我来记。”

在卫兴华二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自己的书房待着。“员工登门和他探讨问题时，他最随和。”

卫兴华卧室床头柜边，有张黑白照片，这是当年他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两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着。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卫兴华说，“我还在燃烧！ ”

刘元春表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在卫兴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卫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奋进精神，值得新一代学者传承。”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这样寄语年轻学人。

据新华社电记者阳娜、马晓冬

高铭暄

高铭暄，男，汉族，192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曾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切萨雷 ·贝卡里亚”奖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探寻至善的法治

亲历见证

高先生曾说： “我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辉煌的学术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先生内心总是充满了激动，有时也会自我调侃，“有这样的经历，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

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种原因，在这25年中，只有10多年能够正常进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见和建议。其间，他还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中华民国法律及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其中包括收集最高人民法院从中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资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个草案稿及相关法律意见汇集等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时高先生已过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

起草工作当中。至今，先生仍然准确记得，1979年7月1 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也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1年至今，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的全面修订，还是至今十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先生参与了绝大多数刑事法律的立法活动，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立法咨询意见，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1979年刑法典出台后，由于当时刑法学界尚未从“文革”冲击形成的学术荒芜状态中走出来，为了促使刑法典的精神和条文内容更好地被大家理解，高先生作为唯一全程参与1979年刑法典创制的学者，及时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他在该书中详细记述了立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忠实地阐释了1979年刑法典各条文的立法原意，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刑法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被高先生的恩师李浩培先生盛誉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欲谙熟中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这本书作为刑法学子的入门必读，一度成为手抄热门。

为全面反映1980年之后的刑法立法过程，2012年，时年已84岁高龄的高先生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85万余字的巨著将新中国刑法立法进程、背景、法条要义给予全面深刻的阐释。

这85万余字，全是高先生一笔笔写出来的，这种治学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海纳百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学界很多人都能背诵高先生的个人信条“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66年，先生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倾注给了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

几十年来，高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亲自为进修生、电大生、业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

高先生把培养合格的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所指导的研究生，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 ，是指对员工严格要求、严格管 理、严格训练； “四能” ，是指培养员工的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 “五结合” ，是指使员工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高先生在刑法领域首倡“综述研究”方法。后来，这一方法惠及其他各个部门法领域，对法学教育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 “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暄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暄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高先生目前已经培养了博士生64人。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培养的员工也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先生指导员工，并不在意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方法的启蒙。他指导员工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尊重每个弟子的特点、个性和兴趣。

在高先生的弟子中，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激烈争辩者，不为少数。这也恰恰体现了先生“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他曾言，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上，高先生鼓励员工创新。在刑法学犯罪构成问题上，到底是引进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三阶层”体系，还是坚持我国已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曾经一度出现激烈的观点争鸣。在2009年和2010年，面对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他亲自作文《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予以回应。

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员工之间的不同观点，高先生坦言“如果说的有道理，我还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是这么讲，学术归学术，关系归关系，有不同意见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正是这种宽厚包容，使得众多后生弟子都更加敬爱先生，无不将先生尊为人生难得的良师益友。

高先生常对员工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的员工大多有两个无比幸福的深刻记忆：其一，在诚惶诚恐地向先生递交论文时，老师都是先亲手端上一杯清香绿茶，再谈论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经意的闲谈时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师便会悄悄记下，当你生日来临之时，手机短信里会出现一句“某某生 日快乐！ ”谁会想到，这样的祝福竟然来自恩师。

高先生的热忱与关怀，足以鼓舞员工秉承师志，献身学术、献身法治。

扛鼎之作

恢复法制建设之初，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而这项任务既紧迫，又艰巨。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刑法学者云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他们共同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先生被推荐为该书主编。

经过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动乱后第一部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刑法学》 ，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84年作局部修订后再版，前后发行百余万册。

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刑法学》荣获1988年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重殊荣” ，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1987年，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组织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适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1992年11月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从1981年至1996年，高先生共主编过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6部，堪称中国当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

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短短三年时间，高先生主编修订出版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指定教材《刑法学(新编本)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等四部重量级教材，再次引起学界的注目和读者的赞赏。

在从事刑法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刑法学教材建设的基本理论。他指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 和“三性” (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 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的关系。

高先生著述等身。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出版，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

《刑法学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直至92岁高龄，高先生仍担任主编，出版《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高先生始终强调，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先生一生之学问，都紧密关注中国实际。他曾谈起在参与立法的调研中，有时要与服刑人员谈话，“这些实际的状况，当时对我是有冲击、有震撼的。不能以书本知识来代替实际状况，还是要脚踏实地，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知道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社情”。

高先生认为，刑法立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光有政策的指导和理论的贯通是不够的。在制定和修改刑法中，立法技术也相当重要。他指出，立法规定要方便公民学习法律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不能让人对法律规定无所适从。

根据自己参与刑法立法的多年经验，高先生提出，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表述要明确；二是术语要统一、规范，避免刑事立法文本中出现政治口号、俗语等；三是界限要分清、协调好刑法内部条文之间的关系；四是内容要可行。

在全面修改刑法典的研究过程中，高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分则条文要多采用叙明罪状，对犯罪特征的表述力求明确、具体，注意各种法定刑之间的协调平衡，实现罪刑均衡。

对于我国立法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先生将刑法立法的经验予以梳理，归纳为九点——

第一，刑法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第二，刑法立法要有理论依据、宪法依据和政策依据；第三，刑法立法只宜规定成熟的东西，不成熟的不要定，能写多少写多少，逐步完备；第四，刑法立法要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便于执行；第五，要做好立法前的充分准备工作；第六，实行民主的立法程序；第七，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参加立法工作；第八，要密切注意法律执行中的问题，适时进行修改、补充；第九，为搞好刑法立法，必须学习相关法律、学习相关的政治和法学理论。

对于刑法的修订，高先生认为，在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强调四个方面：一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正当发展，惩治破坏各种经济成分的犯罪活动；二是要跟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运用刑法手段铲除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及腐败现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三是要总结刑法典施行以来的丰富经验，将其吸收到刑法典中；四是要注意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总趋势，借鉴和吸收国外刑事立法的成功范例和刑事司法的有益经验。

关于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高先生认为同样应当注意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在刑法的打击锋芒上，应着重于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二是在定罪量刑的基础上，应当由行为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行为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三是在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的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开放的刑罚转变；四是在犯罪的适用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和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

而对于司法，高先生非常重视研究刑法分则中的具体问题与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形成了具有务实性、前瞻性的研究风格。基于他精湛的专业造诣，他常常受邀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疑难案件的探讨和司法解释的草拟，每年探讨论证案件达数十件，所参与研究的司法解释包括了盗窃罪、贪污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的认定以及减刑、假释的规范等。

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引入判例指导制度解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脱节问题。对于量刑的规范化，高先生认为，定罪是否准确固然重要，量刑是否适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不可偏废。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司法经验的积累，量刑的精确化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予以充分重视。他也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引入数学量刑法、电脑量刑。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无疑印证了高先生早年提出这一建议的前瞻性。

合作交流

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高先生十分注重引领中国刑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他曾多次出访美、英、德、意、法、奥、日、俄、瑞士、澳、新、荷、比、西、韩、土、埃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及学术交流，积极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1984年，高先生和中国刑法学界同人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大会。先生晚年回忆这段经历仍称之为“向往已久” ，这是中国刑法首次接触国际刑法学协会。

1987年，受中国法学会的指派，高先生参加了当年5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死刑问题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界对待死刑的主流观点，阐述了中国在防止犯罪问题上的积极成效，这一发言使国际刑法学界对中国刑法刮目相看，当地媒体争相报道。

此外，高先生还专门向时任国际刑法学协会秘书长的巴西奥尼教授表达了中国刑法学界拟申请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的意愿，得到了协会领导的首肯。之后，由中国法学会报请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刑法学界于1988年正式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并成立中国分会，这一举措对于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先生于1999年至2009年，连续两届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并于1988年至1996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国分会副主席、主席) 。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于2004年在北京与中国法学会共同成功举办了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对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和国际社会刑事法治的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09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第18届国际刑法大会。高先生因连续两届担任协会副主席而需卸任。但因中国分会的地位和高先生的威望，他在卸任协会副主席后随即被协会聘请为名誉副主席。

2015年4月15 日，当地时间11时30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大会会场上，国际社会防卫学会主席路易斯· 阿罗约 · 萨巴特罗将一项国际性大奖——“切萨雷 · 贝卡里亚奖”隆重授予高铭暄先生。

国际社会防卫学会设立“切萨雷 · 贝卡里亚奖” ， 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领域为推动实现法治精神与人道关怀作出巨大贡献的贤达之士。高先生的获奖缘于他“在中国基于人权保障与人道主义刑事政策发展现代刑法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教学研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资深学者，他们活跃在各世界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栋梁之材” 。高先生是获得该项大奖的亚洲第一人。

鉴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为推动刑法学国际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2016年11月22 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仪式授予高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在早稻田大学13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仅137人。这项殊荣是对高先生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以及刑法学国际交流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上，高先生动情地说，他从事这份职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刑法学能够早日跻身于世界之林，让世界承认中国刑法学也有其特色和独到之处；在学习西方刑法学的好理论、好经验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消化和应用，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不囫囵吞枣，也不生搬硬套。

高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要热心、尽心、耐心，增强勇气、提高底气，既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不卑不亢，达到双赢。

70年前，站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学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一代学术大家。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缔造者，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的代表，是新中国建设的“最美奋斗者” ，更是员工们衷心爱戴的老师、工作生活的楷模和永远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教师 陈冉